另一方面，在日本的藏学研究中，目前苯教的研究可以说正在呈现出兴盛的趋势。从前一阶段的光岛督的孤军奋战，到2000年左右开始出版一系列的苯教研究著作，可以说苯教研究已经成为日本藏学研究中的一个亮点。[lxxiv]这些研究中必须提到一位来自法国的西藏人噶尔梅?三木旦，他也是受1959年洛克菲勒财团资助的西藏学者之一，首先到英国，并在那里接受宗教学学习，取得学位。后来到法国从事苯教研究。他本身就是苯教徒。说到与日本苯教研究的关系，1975年他曾到东洋文库从事研究工作。但真正开始与日本学者合作研究，是从2000年左右开始的。他被邀请到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从事苯教研究工作。在那里他和长野泰彦合作研究苯教与象雄语言，并且主持了国际苯教学术大会，出版了研究论文集和资料集。[lxxv]另外，到目前为止，作为惟一一位在日本大学中拥有西藏学讲座职位的大谷大学的三宅伸一郎，[lxxvi]他近年来也开始关注苯教的研究，并且每年去西藏作实地调查研究，这种研究可说是日本西藏宗教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的起点。[lxxvii]这一时期呈现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去中国做文献搜集和宗教调查工作。[lxxviii]
    总之，从整个日本大学中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的萎缩情况来看，西藏佛教学研究的中心从东京转向京都是一件自然的事情。这种形式上的“萎缩”并不能仅仅看做是学问上的倒退，而正如和田寿弘教授所讲，从这个学术的发展来看，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去做这项工作。[lxxix]同时这里还蕴含着学者们通过对印度学、佛教学的深入研究后，产生的自我反省和更进一步思考的结果。
    这个时期藏学研究中的语言与历史文化研究，比起前一个阶段，出现了一些衰退的景象。虽然出版了教科书、语法著作和语言结构形态的分析，以及动词研究，但总体上来看，著作不是很多。[lxxx]不过，这个时期对于长野泰彦的研究来说，是一个丰收期。他出版了和北村甫共同研究和编辑的分类辞典以及他个人的形态索引词典，这是东洋文库语言研究的集中展现。[lxxxi]另一方面他还在藏语中的嘉戎语的研究上给予了长期关注，[lxxxii]同时在语言研究的国际合作方面——这也是他努力提倡的——对于国际汉藏语言学会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lxxxiii]事实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也是他本人在语言学研究上起步阶段的桥梁。[lxxxiv]这个时期历史学的研究，偏重于近代历史的关注。西藏近代历史的研究涉及到了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政治关系，因此，此时期这些年轻的学者们利用蒙古文、满文、汉文、藏文文献进行了研究，并且和这个时代所呈现的特色一样，这些历史研究特别关注宗教尤其与政治联系紧密。[lxxxv]也有学者从古代史研究中开始寻找新的研究视点。[lxxxvi]
    这个时期，随着中日两国密切关系的加强，普通的日本人也有了进入中国旅行或关注中国文化的机会。新一轮的西藏旅行因此开始了，不久，这些新旅行者和研究者们正好赶上了初次进入西藏者的百年庆典。在东京，学者和关心西藏文化的人举行了日本与西藏接触的多种百年庆典活动。对于初次入藏者的研究和反思，以及日本与西藏的普通联系的关注逐渐兴盛起来。这种兴盛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蔓延到了各个方面。这股力量不仅是日本多元文化观的一种积极体现，更有力地帮助了日本藏学发展出路的思考。
    同时这种纪念和新的入藏热潮，大多与第二个阶段的实地调查研究者有密切关系。首先川喜田二郎等人的实地调查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日本社会产生了效应。更重要的是，到了90年代以后，新的研究成果的出版，更加刺激了人们对西藏文化的认识。比如川喜田二郎提出，不应该用以往那样的态度来看待西藏，把西藏看做是落后的愚昧的文化，实际上这是一种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lxxxvii]这种观点既批评了河口慧海等早期入藏者所持有的殖民人类学者的观点。同时也呼应了西藏历史、宗教文化研究者的成绩。如森安孝夫和山口瑞凤的研究。[lxxxviii]他的观点还被一些宗教研究者所引用。[lxxxix]
    在这种热潮中，直接参与其中的是高山龙三，他最初和川喜田二郎重走河口慧海当年走过的路，在进行实地调查的同时，阅读和编辑了河口慧海的旅行记，并从最近发现的河口慧海的日记中，不断印证了河口慧海当年所走的道路和他们所调查的相互吻合的事实，因而开始介绍和研究河口慧海，[xc]打开了反省早期入藏者的研究之路。这项研究为更多的人津津乐道，特别是到了河口慧海等人入藏100年之际，这种研究和热情被推向了高潮。其中尤以高山龙三的成绩最为显著。[xci]
    除了这种由实地调查者引起的回顾研究以外，在对西藏的实地调查研究方面，中根千枝迈出了不小的步子。她与中国学者合作，对中国境内的藏族人进行了调查研究。[xcii]同样这种研究也在年轻的学者中正在展开。[xciii]
    另外，在这个阶段，日本的西藏民间文学研究也有了些起色。这项工作的积累资料主要开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西藏语料的搜集工作。当时作为语料提供者的3位西藏人，尤其是次仁卓玛给星实千代讲述了许多西藏的民间故事、民谣等。[xciv]到了80年代随着日本民俗学者和中国民俗学者的联系密切起来，也有许多学者将西藏民间文学介绍到日本，比如君岛久子、樱井龙彦译《ケサル大王物语：幻のチベット英雄传》（《格萨尔大王的故事：稀奇的西藏英雄传》）等。[xcv]目前对于西藏民间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格萨尔》方面，从50年代开始，大约有7、8篇论文发表。目前据说也有人正在进行拉达克地区的《格萨尔》演唱者的调查工作。除此之外，还编译出版了一些西藏民间故事。
    到了2001年，随着东洋文库藏学研究的彻底结束。日本的藏学表面上也像日本的印度学一样开始萎缩，但实质上却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阶段，或者说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
    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日本藏学中的主要力量——佛教的研究更加深入细致，佛教中的密教尤其成为了一个热点，同时格鲁派的研究围绕宗喀巴研究更加详细；另一方面，从横向来看，日本的西藏学研究的范围开始拓宽了，尤其是实地调查和西藏原始宗教——苯教的研究成为了一种新的关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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