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以普布·洛桑然巴（Tuesday Lobsang Rampa）署名的《第三只眼睛》（The Third Eye）一书在西方出版，在此后的半个世纪，洛桑然巴在西方几乎家喻户晓，《第三只眼睛》也成为西方最畅销的书籍之一，不断再版，由于西方人对西藏和藏族知之甚少，加之作者高超的创作水平，致使许多西方人一直以为这是真人真事。实际上这是一大骗局。洛佩兹在第三章《眼睛》中，称洛桑然巴为骗子，并揭露了在西方招摇撞骗的洛桑然巴及其《第三只眼睛》的骗局。普布?洛桑然巴看上去是藏人的名字，《第三只眼睛》的“作者前言”称：我是一名藏人。是极少数到达这个陌生的西方世界的藏人”。该书第9版《出版者前言》：“从一开始该书就是一个谜。一些人怀疑其真实性，许多人相信其基本属实，……”实际上，这是一个英国人假借洛桑然巴之名制造的一个骗局。英国的一名私人侦探经过长期的追踪调查，最终发现洛桑然巴并不是藏人，而是英国一名水暖工的失业的儿子，其真名叫瑟瑞尔·哈斯金（Cyril Hoskin）。洛桑然巴及其流浪经历完全出自哈斯金这个受过教育的想象力丰富的头脑。哈斯金从来没有到过西藏，也不会说一句藏话。他以洛桑然巴之名著有自传体三部曲在西方出版：第一部《第三只眼睛》（The Third Eye，1956年出版），第二部《来自拉萨的医生》（Doctor from Lhasa，1959年出版），第三部《然巴的故事》（The Rampa Story，1960年出版）。哈斯金一生撰写出版了18部作品，到他去世时，他的作品的销售量已达400万册。
洛佩兹论述了洛桑然巴其人及其自传体“三部曲”――《第三只眼睛》（1956年）、《来自拉萨的医生》（1959年）和《然巴的故事》（1960年）的主要内容，着重揭示了《第三只眼睛》一书在西方的影响。该书自面世之后，在英语世界十分畅销，两年之内（到1958年）再版达9次。在《第三只眼睛》中，自称为西藏喇嘛的洛桑然巴自述，他在8岁时，经受了类似开天目的开启第三只眼睛的手术，手术中在他的前额钻了一个孔，这样他就可以他看见预兆。西方读者信以为真，一位狂热的读者甚至试图用一位牙医的钻子为自己开一个孔。作者评述道：洛桑然巴断言，闭上眼睛和嘴唇，只是进入喇嘛教神秘膜拜仪式的开始。对于受到认可的西藏历史与文化知识而言，然巴的眼睛闭上了，因为他不是另一种膜拜仪式即藏学膜拜仪式的开始。他或许也可被称之为神秘主义者，首先，他把西藏神秘化了，用他自己神秘的想像对西藏的各种事实作了修饰；其次，他将读者神秘化了，他利用了那些读了他的著作的大众的盲信倾向。然巴被视为西藏研究史上最大的骗子。以“普布?洛桑然巴”的名义从事写作的这位英国人却宣称他被一位西藏喇嘛附体了，经过那个为期7年的过程，不仅在他的服饰上，而且从他的生命要素上，都已变成了一位西藏人。他实现了这一转变，是通过他自由漂浮的能力，这种漂浮能力首先来源于在一个载人风筝上的地心引力和在灵魂载体上自由漂浮时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控制。
om mani padme hum这“六字真言”是最著名的佛教明咒，也是藏传佛教信徒念诵最多的咒语。但是对“六字真言”的解释一直众说纷纭，对于西方人来说，“六字真言”更是一个解不开的谜。洛佩兹在第四章《咒语》咒语中，探讨了西方人对“六字真言”的理解和认识。作者提供了关于“六字真言”的一种新解释，指出，19世纪欧洲的梵文学者将这句最著名的佛教明咒释为“莲花里的宝石”，这是由于他们将一个呼格后缀误读为一个位置格后缀，这样就认为宝石（mani）在莲花（padme）中。这句明咒的基本意思应翻译为：“啊，宝—莲先生，请助我们一臂之力”。
西方人对藏传佛教艺术情有独钟，但是他们难以分清藏传佛教艺术与印度佛教艺术、宗教艺术与世俗艺术之间的界限，因而对藏传佛教艺术的平交也存在分歧。洛佩兹在第五章《艺术》中，对藏传佛教艺术以及及西方学者对它的研究和评价作了简要的分析。“对本世纪艺术史研究者对西藏艺术品的神奇想象所进行的各种假设和解释，以及如何通过重复这些奇想获得知识的状况进行一些探讨”。在西方艺术史界，对西藏艺术的评价存在分歧，一些人认为西藏艺术缺少创造性，西藏的画家缺乏创作力，只会按照图像学中的造像量度经循规蹈矩，几乎不可能根据自己的想象力创作个性化的作品。另一些人则认为西藏艺术的美学价值远远超过了纯粹的创造，“禅定是西藏绘画的美学动力，其表现的境界比其他艺术形式更高”。洛佩兹引用帕尔等西藏学艺术史家的论点，精辟地分析了出现这种差异的地理根源和认为因素。
随着藏传佛教的西渐，在西方学术界兴起了藏传佛学研究，并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果。洛佩兹第六章《领域》中说：“本章将考察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藏传佛教研究在北美洲的发展。尤其是集中在随着1959年开始的西藏大迁徙之后所发生的变化方面，并试图弄清某些问题，从中可以看出，知识的产生总是有倾向的，总是会受到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文化风气的制约”。作者精辟地评述了西方尤其是北美州的藏传佛教研究，重点阐述了藏传佛教在美国的传播和美国的藏传佛教研究，勾勒出了美国藏学和藏传佛学研究的轨迹。
1959年后，随着藏人的外流，藏传佛教又回到了佛教的故乡印度，达兰萨拉称为中国之外最大的藏传佛教中心，格鲁派的最高领袖达赖喇嘛以达兰萨拉为根据地，带领流亡藏人进行闻、思、修，讲、辩、著，扩大了藏传佛教在国外的影响，同时也利用藏传佛教推动西藏问题的国际化。洛佩兹在第七章《监狱》中，剖析了流亡藏人的藏传佛教，并“探讨了藏人所处的困境”，分析了“流亡政府”内部的地区（三大藏区）矛盾和教派（四大教派）冲突及其根源，并且指出了达赖喇嘛的两面性――藏传佛教的上师和西藏独立运动的领袖。达赖喇嘛为了获得西方的支持，建立反华分裂势力的大联盟，对西方不同的文化和宗教都很宽容。洛佩兹还指出，达赖喇嘛的普遍存在的、万能的和平信息（预言、启示、主题）只是西藏特性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核心。实际上，和平和暴力与西藏的实践是如此多地纠缠在一起，以至禅定、空和慈悲都不能真正地与“用人的头发作灯芯、由人的脂肪点燃的一盏灯的火贡烧施仪式”相分离。根据对西藏的了解，这种危险是，达赖喇嘛以他的普遍的爱和环境主义的花言巧语，冒险将西藏改变成为适合他的西方信徒的需要的一个主题游乐园。为了寻求他的国家的解放，他可能已经“让藏传佛教，就像它之前的喇嘛教一样，游离于它的场所”。
由于西藏从来没有成为欧洲的一个殖民地，因此在西方人看来，这是一片神秘的土地。19世纪有一种时尚，即在说到不能确定其下落的某个人时，就说他在西藏。例如，一些人声称，耶稣消失后的岁月是在西藏度过的。“通神论协会”的创立者布拉瓦兹基夫人（Madame Blavatsky）说，“圣人”（Mahatmas），保存了亚特兰蒂斯（Atlantis，传说中的岛屿）的古代智慧的大师们居住在西藏。在“空中楼阁的冒险”中，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在解释他在与莫利亚迪（Moriarty）教授一道跳入瑞钦巴齐瀑布（Reichenbach Fall）后显然死亡的岁月的下落时告诉华生（Watson）：“我在西藏旅行了两年，在那里以访问拉萨来消遣，并且与喇嘛首领度过了一些日子。你可能读过一位名叫斯格森（Sigerson）的挪威人的精彩的探险记，但是我确信，你决不会想到你正收到你的朋友的消息”。西藏“将使西方再生”，西藏“能够拯救西方，使它从玩世不恭和物质主义的泥潭中解脱。西藏被视为可以治愈西方没落的文明并使它恢复活力的良方”。
西藏并不是一个非暴力的社会，即使在达赖喇嘛于1642年执掌世俗权力之后。五世达赖喇嘛只是通过他的和硕特蒙古施主固始汗的军事介入，以他的军队击败了达赖喇嘛的对手藏王，才执掌了西藏的世俗权力。藏军于1681年向拉达克开战，1792年向准噶尔蒙古开战，并且在18世纪多次武装入侵不丹。藏军抗击1788-1792年和1854年入侵的尼泊尔军队，并且于1842年抵抗来自克什米尔的多格拉（Dogra）军队的入侵和1904年英国军队的侵略。九世、十世、十一世和十二世达赖喇嘛都幼年夭折，一些人或所有的人都谣传他们是被毒害致死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幸免于他的摄政所策划的一次谋杀企图。
总之，《香格里拉的囚徒》一书是了解和认识藏传佛教在西方的影响和西方人对藏传佛教的认识的一个缩影，从中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对藏传佛教的研究，西方人对藏传佛教的认识和态度，该书对中国学术界认识西方学者心目中的藏传佛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