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里耶夫(1818—1900)也许是俄国第一位精通藏语的藏学家，他还通汉、满、梵、日、朝诸语及几种突厥语，他的藏学研究成就有赖于他的语言天才，除翻译了藏族僧人多罗那达的《印度佛教史》(1869年版)外，还翻译了敏珠尔呼图克图的《西藏地理》(圣彼得堡、1895)；并依据松巴堪布的《如意宝树史》编译了《西藏佛教史》，这部著作为手稿，苏联学者多所引用。
与此同时，俄国境域内的一些蒙古学者也在研究藏学，如外贝加尔湖的布里亚特喇嘛迪尔基洛夫将《如意宝树史》译成了蒙文。卡尔梅克人巴扎－巴克希曾去西藏朝圣，他的《西藏旅行记》最早用卡尔梅克文写成，1897年出俄文对照本。
五、到西藏去
要研究西藏，必须到西藏去。这是当时俄国所谓“探险家”的口号。十九世纪下半叶，沙皇俄国的扩张野心是产生这种欲望的土壤。俄国藏学史进入了探险时期。首当其冲的是普尔热瓦尔斯基(1839-l888)，年他首次入藏，这也是俄国人第一次进藏。他很快到了离拉萨仅160英里的地方，因遭当地人民反对，只好败兴而归。他的许多游记曾被译成世界各种文字。普氏最后死于赴藏途中。其后彼夫佐夫(1843—1962)肩负起了所谓西藏“探险队”的重任，成功地完成了几次重要的西藏考察，1892—896年出版的三卷本《西藏探险集》圣彼得堡记载了“探险队”1889—1890年的考察成果。
罗博罗夫斯基(1856-1910)曾以动植物学家的身份随普氏和彼氏多次入藏。俄国的西藏考察带回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及自然人文资料，颇受俄国参谋本部的重视。
科兹洛夫(1863－935)是俄国西藏“考察队”的殿军，他曾多次入藏，其《蒙古与康》(1907年版)、《蒙古与安多》(1923年版 、《蒙古与西藏》(1913年版)、《西藏与达赖喇嘛》(1920年版)等著作反映了作者试图将西藏的两个文化区“安多”与“康”，以及蒙古、达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愿望。
六、布里亚特的藏学家
在俄国藏学发展史上，对于西藏的了解最初是通过境内的两支蒙古人开始的，即外贝加尔湖的布里亚特人和伏尔加河下游的卡尔梅克(土尔扈特)人，他们信奉的喇嘛教乃系自西藏直接传入，清代后大半期，他们不断派人入藏朝圣，尽管西藏地方政府在当时严禁外国人入境，对他们却视同手足。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的喇嘛须精通藏文，用以诵读经典，从事著述，故许多当地知名学者的喇嘛教专著多用藏文写成。有的喇嘛还被派到卫藏、安多及康区各大寺学经，从而将西藏的寺院组织形式和藏传佛教史籍的传统解释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因而他们对于西藏宗教文化有着较强的理解能力和心理上的相通感。特别是布里亚特人，在近代俄藏关系史上产生过儿位有影响的人物。如：
(l)阿旺·德尔智（1849—1938），他小时侯在布里亚特的一座喇嘛寺学习，后又在外蒙古喇嘛寺深造，1875年随布里亚特朝圣者入拉萨哲蚌寺习经，荣获该寺“拉仁巴”格西的学位，后为达赖的经学顾问。他极力为达赖引见沙皇，在当时颇受重用。他为使西藏摆脱英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了不懈的努力。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仍有意将其派驻西藏。在斯大林时代，由于他仍然狂热地从事西藏佛教的传播，被认为从事有损于共产主义的宣传，锒铛入狱，最后以八十九岁的高龄病死于乌兰乌德的牢房里。关于他的生平活动，可参看别尔林的《阿旺?德尔智堪布》(1922年)一文。据说德尔智还发表过一些有关藏学的论著，但在俄国迄未获见。德尔智死后，苏联的有关资料对他闭口不谈，似乎很忌讳，中国的一些论述俄国侵藏史的著作对其有所述及，但都无一定深度。王远大同志撰写了一部有关德尔智的专著，搜辑资料甚勤，可惜尚未刊布于世。
(2)崔比科夫(1873——1930)1895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语系，1899－1902年受俄国地理学会的派遣入藏。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不许外国学者在西藏从事考察，所以他乔装成一位布里亚特香客，到过拉萨等许多地方。由于其精通藏语，又受过西方先进的科学教育，所以在藏学研究上有所成就。他的《西藏游历日记》记载了当时的所见所闻，现藏布里亚特学院，是当代苏联藏学家的重要参考资料。他的成名之作应推《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圣彼得堡、1919年版，国内有汉译本)，该书第一次以生动的笔触，围绕西藏的宗教制度，记述了西藏整个文化区的风土人情、寺院建制、僧侣生活、教派分支，特例是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当时西藏的农奴制度。在国际上风行一时，并被译成英文。他从西藏携归的藏文要籍约三百卷，不仅使其得以日后从容著述，同时也给当时的俄国藏学界提供了宝贵的图书资料。回国后，他积极宣传有关西藏的基本知识，发表了许多论著，增进了苏联人民对于西藏的了解。他所编的《藏语研究教本》(海参崴、1908年版)为苏联有关学者学习藏语提供了方便。自1914年后，他先后在海参崴、伊尔库茨克及乌兰乌德等地从事藏学教育，为苏联的藏学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巴拉狄因(1878－1939)曾是彼得堡大学人文系的旁听生，后在该校东语系讲授藏语。1906年6月至次年1月，他受俄国科学院的派遣入甘南拉卜楞寺学经，他当时的日记现存苏联东方学家文档室，其中详细报导了西藏文献学的情况，他并从该寺携回藏文典籍达二百卷。其《拉卜楞金殿的弥勒像》(列宁格勒、1924年版)，是一部藏文典籍的译注，后被译成英文。巴氏还撰写过几篇关于介绍拉卜楞寺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