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西藏度亡经》的英文译者是达瓦桑珠，美国学者伊文斯·温兹只是编辑出版者。《西藏度亡经》的英文版面世后，在西方引起轰动，多次再版，从而奠定了伊文斯·温兹在西方学术界的地位。甚至造成错觉，许多人误认为温兹是《西藏度亡经》的译者或作者。温兹本人并没有贪天之功为己功，他说：“我只不过是《西藏度亡经》的编者而已。本书之所以能够与大家见面，主要的功德自然应该归于它的译者、已故格西喇嘛达瓦桑珠，他是当今西藏兼通西藏秘学和西方科学的大家。”（温兹，第一版序，1927年）
 
    《中阴得度》的英文版即《西藏度亡经》成书于20世纪初，它是藏族喇嘛与美国学者密切合作的结晶。1911年，温兹从大吉岭不丹巴斯蒂寺的红帽卡吉巴派的一位青年喇嘛那里得到了《中阴得度》手稿，据这个喇嘛称，这是他家时代相传的宝物。1919年，受温兹的委托，喇嘛卡孜·达瓦桑珠（Lama Kazi Dawa-samdup）在位于锡金甘托克的敕立波提亚寄宿学校（The Maharaja's Bhutia Boarding School）的校长任内开始将其翻译成英文。达瓦桑珠和温兹是《中阴得度》西渐的先驱者。译者喇嘛卡孜·达瓦桑珠，1868年6月17日出生于西藏一个藏族农奴主家庭。1887年12月－1893年10月，住在不丹的巴萨道（Buxaduar），任英国政府的翻译，后来曾任西藏噶厦政府的译员。曾为法国藏学女杰亚历山大·大卫·妮尔担任英文翻译。1906年受锡金国王委派，任甘托克学校校长。1920年后被任命为加尔各答大学的藏文译师。由于不适应当地炎热的气候，1922年3月22日病逝，享年55岁。当时，达瓦桑珠是《中阴得度》英文翻译的最佳人选，正如温兹所说：“由于他本人是一位颇通西方学术的学者，故而不厌其烦地使我能够以欧洲人可以明白的方式复述东方的观念。”（温兹，第一版序）“译者在喇嘛教方面所受的深切训练，他对莲花生大师‘大圆满派’高等瑜伽教义的虔信，他对他在不丹的上师所教导的密学所得的实际认识，以及他对英、藏两种文字的驾驭裕如――所有这些，无不使我认为，在这个世纪之中，即使再有一位学者出现，比本书实际译者对他都应有所感激；因为他已在这里将一直封锁着的西藏文献和北传佛教的宝库为西方人开放了一部分。”（《度亡经》，241页）
 
    编者瓦尔特·伊文斯·温兹（Walter Evans Wentz），1878年出生于新泽西州的特伦顿（Trenton）。早年对其父图书馆中关于招魂术方面的书感兴趣，在少年时代，就阅读了著名的通神论者布拉瓦茨基夫人(Madame Blavatsky)的《揭开伊西斯的面纱》(Isis Unveiled )和《秘密教义》(The Secret Doctrine)，受到通神论的影响。他是藏族喇嘛达瓦桑珠的入室弟子。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温兹来到加尼福尼亚。1901年，他在当地加入了通灵学会美国分会。后来到牛津耶稣学院学习凯尔特民俗学。在那里，他加入了名称取自他母亲家族的一个家庭，因而改名为瓦尔特·伊文斯-温兹。在完成《凯尔特乡村的神仙信仰》的论文后，他开始环球旅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正在希腊，大部分战争时间是在埃及度过的。从埃及出发，他先到斯里兰卡，后来到了印度。在印度，他造访了设在阿达亚(Adyar)的通灵学会总部，见到安妮·贝珊。在印度北部，他向各位印度教上师，特别是斯瓦密·萨特亚南达(Swami Satyananda)学习。1919年，他到了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锡金的大吉岭。他从不久前刚从西藏回来的一名英国官员处得到了一些藏文书，并带着一封地方警察主管写的介绍信，将这些书带到了在甘托克的锡金大君的儿童学校的英文教师处，在此结识了教师卡孜达瓦桑珠。此后两个月，温兹每天早晨学校上课之前都要去找达瓦桑珠。1935年，在卡孜达瓦桑珠去世后，伊文斯·文斯回到大吉岭，雇了3名锡金藏族继续为他翻译其他书。这些书后来以《西藏大解脱书》(The Tibetan Book of the Great Liberation)为名出版。他一直是一位通灵者，后来写过各种各样和通灵有关的出版物。他一生中的最后23年在圣迭戈的克斯通饭店度过。在加尼福尼亚的恩西尼塔(Encinitas)的斯瓦密·约加南达(Swami Yogananda)的自助会(the Self-Realization Fellowship)，他度过了最后数月。温兹一生根据喇嘛的译文所编写的关于藏传佛教著作共有4部，除《西藏度亡经》外，还有《西藏大瑜伽师米拉日巴》(Tibet’s Great Yogi Milarepa)（1928年），《西藏瑜伽与秘密教义》(Tibetan Yoga and Secret Doctrines)（1935年），二者均以卡孜达瓦桑珠的译本为蓝本；《西藏大解脱书》(The Tibetan Book of the Great Liberation)（1954年），以3名锡金人提供的译本为蓝本。（《香格里拉的囚徒》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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